界面研究外语学科研究的新增长点

界面研究：外语学科研究的新增长点董洪川(四川外语学院校办)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我国高校的外语学科专业建设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几乎所有高校都设置了外语(主要是英语专业)专业的本科，且其中有几百所高校设置有英语专业的硕士点，30多所高校设置有英语专业博士点；在几乎所有的一本和二本院校中，外语院系基本上都是学校里教师人数最多的教学单位。依据传统的理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某种语言的文学、文字与文化，而以其下属的二级学科设置的硕士博士点主要也是以研究文学、语言、翻译和文化为主，譬如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面常常设置有英语语言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英语国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英语教学等方向，而开展学术研究也就主要是以这些方向为“界”。由此，国内就有了以其中某个方面为研究中一tk,的学术团体譬如美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语用学研究会、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而多数教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参与其中的学术活动。毫无疑问，这种专业方向的划分对培养某个方面的专精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组织为推动我国外语学科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由于这种本是权宜之计的招生专业方向的划分和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的不断强化，在外语学科(外语学科在内涵上本身不像汉语言文学学科那样边界明确)内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割裂。因而，近年来，不少学者积极倡导打破人为造成的学科内部壁垒、展开“跨界研究”，还原学科整一性的本真，深入推进外语学科的学术研究。在外语界成立“界面研究”组织，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对外语界这种呼声的一种回应，力图通过学会建设搭建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沟通平台，加强外语界面研究的成果交流，寻找外语学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2当然，从西方学术界的情况来看，“跨界研究”并不是新鲜事物。如所周知，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平行研究”范式中就包括了跨学科研究，譬如研究文学与建筑、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宗教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界面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互换使用。近年来国外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可以说是日渐兴隆。美国1979年就成立了整合学会(AIS)，该学会设立的“博尔丁奖”专门奖励在跨学科方面的优秀成果。2010年出版的《牛津跨学科手册》不仅是“跨学科研究”从边缘迈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同时该书也代表了当代西方跨学科研究水平。英国Maney出版公司著名的《跨学科评论》(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views)秉承的宗旨是：两门或者更多自然学科内部的交叉以及社会学领域中的技术科学交叉。该刊物2010年的主题包括三个：科学与艺术专题、音乐与科学专题、历史与人性专题。仅2010年，英美两国就举办了多个大型的“跨界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如：“审视21世纪的种族问题：第二届种族跨学科双年会”(美国蒙莫斯大学)、“爱尔兰与现代性：跨学科会议”(英国贝尔法斯特王后大学)、“整合伦理学与可持续性的跨学科方法”(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占据空间：跨学科会议”(美国杜克大学)、“跨文化犯罪：跨学科会议”(英国利兹大学)，等等。我国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也一直提倡学术研究的“打通”。按笔者的理解，钱先生的“打通”与“跨界研究”紧密相连。他的重要著作《管锥编》正是“打通”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典范。而国内其他一些比较文学界和外语界的著名学者如杨周翰、李赋宁、范存忠等前辈也都在“跨界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成就。就近的说，2007年夏天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一个“文学与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文学与语言的界面研究》为题结集出版(南开外国语文2012年第5期大学出版社，2008)．收录的25篇论文多以文学与语言互动的研究方法探讨问题，讨论的主要是中国文学与语言的话题，也就是说，一方面，19世纪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原来同一学科研究的问题被分割在许多不同的学科来处理；另一方面，学术界整合学科的呼声和研究实践从未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七看，在我国外语界提出“界面研究”并非原创，而仅是强化某种立场或者研究态度。“界面研究”这个概念译白英文的“InterfaceStudies”。曾几何时，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里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学，尤其在18世纪后期语言文学更是两者紧密结合的体现，这显然与当时的民族国家独立历史事件有关。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专门的以分析语言为主的历史语言学，强调对历史文献细致的语言文学调查，但其材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20世纪初的语言学研究转向口语研究并形成了一整套的严密的分析技巧，但是文学文本仍然还是重要的语言分析语料，文学文本被认为是标准语言的表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应用，语言与文学研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割局面。在英美的大学里，语言学研究在普通语言学系日益兴旺，而文学研究则仅是国别文学系的工作，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这两个“界”的“沟壑”越来越深。近20年来，部分英美学者开始考虑如何融合语言与文学两个领域的研究，提出文学与语言的“界面研究”命题。20世纪90年代，笔者的恩师(英国诺丁汉大学英文系的资深教授RonaldCaNer教授)领衔主编了一套由著名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界面研究丛书”(TheInterfaceSeries)。该丛书包括：TheDwoune ofA&ertising(GuyCook)、Language，Literature andCriticalPractice(DavidBirch)、Language inPopularFiction(WalterNash)、Language，Text andContext(ed．，Michael工Too— lan)、ALir“guisiticHistory ofEnglsihPoetry(RichardBradford)、Patterns inLanguage(JoannaThornt如rrow andShahWareing)Lit— eratu,re aboutLanguage(ValerieShepherd)、Language throughLiter- ature：AnIntroduction(尸0alSimpson)、FeministStflistics(SaraMills)、TextualInteⅢention：Critical andCreativeStrategies for厶￡一 eraryStudies(RobPope)，等等。卡特教授引用了雅克布森的话：“一个语言学家，若对语言的诗意功能视而不见，或者一个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及语言学方法不屑一顾，同样是极端的落伍分子”，并指出：“这套界面研究丛书的目的是从‘界面’视角考察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话题，且希望以此在这两个传统上分离的学科之间搭建桥梁。”据冉永平教授(见其本期笔谈)的材料，英美语言学界也在近十年大力推行语言学内部各个分支学科或者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界面研究。十分显然，英美语言与文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及方法，对于我们国内的外语学科展开界面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十年来，我们主办了五届“英语专家论坛”(两年一次)以及两届“认知诗学论坛”。举办这两个“论坛”的初衷就是搭建一个对话平台，邀请国内外语界在文学、语言学、翻译等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在一起交流切磋。这实质上就是让不同的“界”在话题与研究方法上碰撞与沟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在外语学科开展“界面研究”呢?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至少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向度：一是外语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即在外语(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外语)学科的不同领域之间展开“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翻译、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翻译等；二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认知科学、语言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科学、语言与科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环境学，等等。而这两个“向度”的“界面研究”又都应该紧紧围绕外语学科的具体问题来展开。换句话说，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是以深入推进外语学科研究和发展为核心基点。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认为，推动外语学科研究，强化外语学科研究中的创新性，“界面研究”不啻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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